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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中国领导的军队得到巨大发展的原因?

归档日期:09-30       文本归类:大生产运动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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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如“双减双交”土地政策有利团结农民;“三三制”政权建设有利团结开明民族资产阶级)

  2,中国正确的“人民战争”抗战路线,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

  线、不打大仗,自然没有大消耗,自然就有扩充实力的机会(中共八年抗战,没有打过一场大的战役,百团大战也只是很多小军事行动的总和。对比国军大型会战22场,每年3场,每场伤亡十万众,怎么消耗得起)

  洛川会议,赞成张闻天“学习列宁在一战时采取的战略”(期待着鹤蚌相争),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展开全部1、不打大仗,自然没有大消耗,自然就有扩充实力的机会(中共八年抗战,没有打过一场大的战役,百团大战也只是很多小军事行动的总和。对比国军大型会战22场,每年3场,每场伤亡十万众,怎么消耗得起)2、收编伪军。在战争后期收编了大量伪军和地方部队,使得军队数量猛增。

  1945年抗战胜利:127万(大幅增长,因为在反攻中人民踊跃参军,而且收编了很多地方武装,争取了很多伪军反正)

  1、此乃后世史书所言而已。洛川会议,赞成张闻天“学习列宁在一战时采取的战略”(期待着鹤蚌相争),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2、从上述数据可见,军队数量从39年到43年都是稳定的,并不是一个增长趋势,可见此非重要原因。

  展开全部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百余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在此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中共党员人数由3万余人发展至120万人,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其领导的正规军亦由5多万人骤增至120万人,民兵220万人;根据地由陕甘宁发展到遍及全国19个省,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近1亿。抗战胜利时中共在中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大党地位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期间为什么会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呢?对此,国内外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深入探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是有益的。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最突出、人民最期盼的问题,就是如何救亡图存并能尽快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寇深祸亟、国难当头,救亡制约着整个社会活动。是否以抗战大局为重,为国纾难,是中国人民对每个政党、团体乃至个人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凡以民族大义为重,有利于抗日大业者,则人民拥戴之,欢迎之;反之则众叛亲离,日渐式微,甚至走向衰亡。

  自“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战爆发前夕,由于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掌握着国家政权的蒋介石统治集团抱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误国政策,这样在中国就缺乏一个整合全民族力量同仇敌忾、共同御侮的政治大联盟。没有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大联盟的形成,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民族抗战的威力,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就难以实现。谁能促进这个最困难问题的解决,谁能用他的理论、实践和影响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就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就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戴和支持。

  中国顺应历史潮流,以坚定的抗日立场和正确的政策、策略,积极主张并努力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工农兵学商和其它社会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克服抗日营垒中出现的分裂倒退和妥协投降逆流、努力将民族革命战争引导到正确方向,从而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就庄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全国人民面前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其后,中共不顾自身尚处在“围剿”的险恶环境,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规劝蒋介石“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i]1935年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鼎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民族大义而捐弃前嫌的至厚义举,表现了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七七事变”次日,中共再次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ii]。期间,中共适时调整政策,捐弃前嫌,终于成功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在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中,中共以“不疲倦的努力”,始终坚持和倾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iii],因为“抗日高于一切”[iv]。在政治上,中共以最大的诚意向作出许多让步,推动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军事上,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取得鼓舞全国的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同时积极配合和支援军队作战,即使在皖南事变后的伤痛中,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积极配合军队进行豫南会战、中条山等战役。在策略上,坚持“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v]对于的种种分裂行径,中共既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有力的回击,在斗争中又非常注意方式和分寸,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注意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使全民族的神圣抗战得以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坚持下去而未至中辍。

  中国的爱国行动和民族气节,自然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政治派别包括不少上层爱国人士的敬重、拥护和信赖。所以,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虽地处偏僻,物质条件远不如政府所在地重庆,却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千万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海内外许多胸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不辞山高水险,冲破日寇和的封锁阻挠,直奔延安;全国各地民众亦积极响应中共抗日号召,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从而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的不竭源泉。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的驾驭能力。对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倘无一条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抗战就成为一句空话。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人民面对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日本侵略者依仗其所拥有的综合优势,在一年多时间内攻城掠地,气焰嚣张;中国军队虽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片国土沦陷。一时间各种论调甚嚣尘上,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中国人究竟胜算几何?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对此,以为首的中国人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为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全程的、科学的谋划和决策,适时地提出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具体实现上述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采取攻势防御、运动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等作战方针,指明了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采取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规律,对于人民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给予了科学有力的回答。

  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更是鲜明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因此,只要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和前提。

  其次是在对日中双方的实力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富有预见地指明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前途,以“持久必胜”抗战理论武装了全国人民的头脑,成为指导全面抗战的伟大纲领和夺取抗战胜利的行动指南。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从理论的高度对持久抗战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正确结论,并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进而取得最后胜利。战略相持阶段也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将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然而亦是转变的枢纽。在该阶段,中国方面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为辅,这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因此要进行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中国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回答并正确地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贯彻人民战争思想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一路线的提出,为中国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动力;而“持久必胜”的抗战理论和游击战等一系列战略策略原则的提出,则反映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宏观规律,坚定了全国人民与日寇血战到底的信心,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的抗战事业一步步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中国人以其先进的阶级意识和正确的政治主张及军事战略策略,激发了领导战争的智慧,在世界的东方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事业”。

  人民战争必然推动人民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在抗战后期谈到这一点时说,抗战开始时,中共军队只有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力量虽少,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ix]。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时期蓬勃发展并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充分表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的威力。

  中国的抗战,包括领导的正面战场抗战和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战。国民政府的广大爱国官兵,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就其整体而言,却受到其领导集团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制约,这不仅表现为抗战初期的全面溃退,而且更表现为中后期抗战意志的普遍衰落甚至泯灭。数十名高级将领的投敌变节,数万人成军、师建制的军队的投降伪化,构成抗战中一幅幅可悲画面。

  与之相反,则以其先进的阶级意识,科学地分析抗日战争因其民族性和正义性而较之国内革命战争有着更深厚的民众基础和更有利的动员条件,加之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其后方占领区异常空虚、对我施展游击战将大有用武之地等综合因素,毅然作出迅速向敌后进军,放手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等务实战略并模范实践,遂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

  当着军队因正规战纷纷失利而节节溃退进而避居西南大后方之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抗日武装,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迎着军惊疑的目光,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动员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揭竿而起,投身游击战争的洪流之中,筑起一道“任何敌人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和血肉长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抗日战场——敌后战场, “成为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中国领导的军队在实际斗争中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创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作战形式,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以及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群众性游击战,还创建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人民武装,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黄土领战斗、百团大战等无数次战役、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伪军数以千万次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动摇了敌人的后方。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日军占领区“几乎都有共军活动,民心多倾向”;日军哀叹“对付中共军队,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费尽气力而又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

  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独当一面的战斗姿态屹立敌后,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抗击了6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支撑着抗战的大局。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民族斗志、忘我牺牲的爱国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和爱国侨胞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有识之士的广泛同情与敬重。“这就使越来越多人的心里对中国的未来燃起了新的希望”

  总之,在既无外援又乏国内援助的情况下,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直面正面战场不断失利的严酷现实,迎着纷飞的炮火毅然挺进抗日前线和敌人后方,开辟敌后战场,并把被丢失的大片国土重新收复,用战斗的实践塑造了自己中流砥柱的抗日先锋和为国纾难的英雄形象,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景仰和拥戴。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人谋求幸福、自由,是中国的根本宗旨,也是抗战时期赢得民心进而赢得胜利的基本条件。要动员全民族抗战,开展人民战争,就必须着力改变民众的境况,就必须革新政治,发扬民生,改善民生。以为首的中国人,立足国情实际,把握抗战大局,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党的建设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使“地平线上正在出现一个与旧中国不同的新中国的雏形”

  (一)在政治上,坚持抗战与民主的协调统一,大力实施民主政治,加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清廉勤政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努力将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革命根据地建成抗日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

  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巨大变化、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人民觉醒的时代。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民族革命是不能脱离民主革命而独立存在的,国内政治的革新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的扩大与发展,不仅是动员人民参加抗战进而保障抗战最终胜利的前提与手段,而且亦应是战后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目标和归宿。以此理论为指导,中国在引导抗战的整个进程中始终主张将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抗战促进民主,以民主保证抗战。1940年2月,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讲演中强调:抗日与民主是目前中国两件“头等大事”,“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xv]为此,中国人一方面率引全国各阶层人民为废除、推进国内民主进程而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争取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在政治体制上,各解放区实行以领导下的、以普选为基础的参议会制,政权机构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机构的人员分配上,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在施政纲领上,各根据地政府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废除束缚人民的旧法令,“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致力于把各解放区建设成为最具有广泛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政权。

  被称谓 “帮忙政府”的各解放区政权,励精图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边区政府不仅重视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而且时刻注重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成为“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大部分由亲笔写成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员犯法者从重治罪”。政府还制定了边区政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十条公约,其中之一便是“公正廉洁”。公约强调:“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廉洁奉公已成为边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

  在边区,没有官僚制度,各级政府官员都经民主选举产生,自基层乡长到边区政府主席,一律实行津贴制度,不发薪俸,每日津贴少则1元1角,边区政府主席也不过5元。尽管如此,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恪尽职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处处为人民“帮忙”、办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民作后盾,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和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曾高度评价根据地的各级干部,指出“这种分子在任政之初,也许并不熟悉公文程式,更不会逢迎敷衍,但他们在执行政策坚持抗战的事业上一定能做出光辉灿烂的成绩,较之那些残民以逞、为害国民的贪官污吏,真有天壤之别。”。

  抗日时期各根据地政府励精图的民主革新,将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中外瞩目的抗日民主堡垒,不仅赢得了民心归属,而且为后来的人民民主开了先河,也为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在经济上,为战胜物质困难,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策”,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改善民生、支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八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岁月中,特别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日伪顽夹击封锁和华北地区连续几年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中共直接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的困难和考验。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异常匮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对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及时调整政策,明确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同时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俭。另一方面便是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

  1942年-1943年,同志先后写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经济工作》、《组织起来》等著作,为战胜物质困难,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农民努力投身于抗战和生产斗争并成为“基本力量”时,党和边区政府应该尽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继续积极地投身于这种事业之中。中国深刻地认识到,“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主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xxiv]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党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如在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不仅使解放区军民最终战胜了财政上、生活资料上的严重困难,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减轻了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从解决战争需要和军民生活出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和统一累进税,从而改变了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减轻了民众负担。在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和阶层既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因此,党在坚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好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制定土地政策时,一方面规定地主减租减息,以“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并“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规定农民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xxvi]。在私营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公私兼顾”的发展方针,既一方面要保护与扶植私营经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如改善租税、发展交通、稳定市场、奖励工商业投资、保护经营的自由等,来促进包括民族资本在内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积极建设公营事业,提倡合作事业,使之与私人经济相互为用。在劳动政策方面,一方面规定,“工人待遇的改善,工资的增加,工时的规定,必须以发展抗日根据地之工商业,增加抗战生产,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 ,以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规定,“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规定钱多者多负担,钱少者少负担,除少数最贫困的人民免税外,其余的公民,如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均须负担纳税义务,不将负担完全放在富有者身上。在商业贸易政策方面,本着“对外贸易务求调剂,对内贸易务求自由”的方针,既保证了商人的利益,又有力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投机行为。

  边区政府还采取了奖励垦荒、鼓励兴修水利、举办农贷、改良种籽、推广植棉、表彰劳模、互助合作等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务实举措。根据地形成了空前高涨的军民生产热潮。359旅屯垦南泥湾,经过艰苦创业,将这块荒凉之地变成了“陕北江南”。边区亦呈现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兴旺景象。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大生产运动及减租减息等其它改善民生的务实举措,不仅使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地区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迈向坚实发展的道路,而且使根据地内部的各种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培养了我党我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三)在思想文化上,重视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顿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不正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全面发展并深入人心,积极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自1921年诞生至抗日战争,中共在17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已历经了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和两次历史性转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又经历了长征的严酷考验之后,中共不仅在体制上开始形成了以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亦渐臻成熟。

  八年里,中国坚持抗战的同时,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而且正确认识并完满地解决了有关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及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人在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在认识论上的高度升华。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战争中,先进文化就是一种战斗力,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就意味着无形而巨大的感染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指出,“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一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xxviii]抗战时期,党把实施抗日的国民教育政策作为发动群众抗战的重要环节,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持久抗战和巩固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明确提出,文化艺术要坚持抗战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许多文艺作品和新闻报导,都坚持了革命化、大众化的原则,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和生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对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支持与参加抗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各根据地从实际出发,纠正了以往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弊病,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文化教育方式。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增强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以自己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以及英勇抗敌的模范实践,慨然引导抗日救亡,积极践履民主诉求,自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当然也是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勃兴的根源所在。对此早在1940年就高屋建瓴地预言:“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人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为谋民众利益而顾全大局的忘我牺牲精神,以及为实现民主、改善民生而励精图治、率先垂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拥戴。还是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展开全部1,中国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如“双减双交”土地政策有利团结农民;“三三制”政权建设有利团结开明民族资产阶级)2,中国正确的“人民战争”抗战路线,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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