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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大生产运动背后 鲜为人知的财经故事

归档日期:06-15       文本归类:大生产运动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41年,抗日根据地遭遇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岁月,一边是侵华日军残酷的扫荡,一边是军队严密的封锁。抗日武装供给紧缺,根据地百姓食不果腹,人的抗日,面临生死考验。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这个号召之下,根据地军民一体,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杨家岭,留下了人自力更生的抗战记忆。

  短短几年时间,抗日根据地究竟拿出了哪些具体的办法,让经济建设从弱到强,从无到有呢?人究竟依靠着怎样的力量,赢得了这场经济战场上的胜利呢?

  央视巨献《抗战财经记忆》,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那个硝烟四起的抗战年代,用独特的经济视角,讲述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背后,大生产运动中一个个鲜为人知的财经故事。

  1940年8月,侵华日军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扫荡”,日军在晋中6县杀害了1600余人,烧毁房屋3万余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坏农具3700余件,抢走大牲畜1300余头。抗日根据地遭受到了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1941年日军的秋季大扫荡持续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战士与日军在此期间,共发生了800余次战斗,虽然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行动,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是蒙受了空前的损失。

  原秘书 周均伦:“日本侵略军总共出动了7万兵力,聂帅七天七夜他没有睡觉,日本人的扫荡非常残酷 他是烧光、杀光、抢光。所谓“三光”政策。他是彻底的摧毁,另外还制造无人区。”

  对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的布局,在今天回溯历史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节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1941年1月4日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不仅撕裂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抗日战线,而且,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依靠政府拨付的军费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外部援助。皖南事变后,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而且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一方面是日伪军的残酷的扫荡,一方面是军的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在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损失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后续经济补充的能力,大幅削弱。这让下一步的抗日斗争面临极大的困难。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拍摄到的三张珍贵历史照片,影像记录了当时根据地百姓艰难的生活状况。这是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的群众,扶老携幼采摘树叶的情景。从照片可以看到,低处的树叶已所剩无几,饥饿的百姓不得不冒着危险,爬到高处去砍树枝。今年86岁的杨胜荣老人,当时就是河北阜平县妇救会的成员,回忆当年,老人说那时候老百姓把树叶当成宝贝,因为树叶就是全年的粮食。

  阜平县麻棚村村民 杨胜荣:“采下那树叶子,弄个大瓮 一瓮瓮沤,沤完了是苦的,都是泡泡,泡泡甜了,人们弄碎了 蒸饼子吃,还在房上晒一晒,弄上布袋装起来,几时吃几时泡上它。

  1939年的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次的特殊大会,这次会议没有商议任何军事行动,也没有商议如何调兵遣将保卫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动员根据地的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召开这次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经济困难。从而打破日军和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

  民族的存亡,似乎已经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经济建设上的成败,也是决定抗战能否延续的一个关键,这一点,中国人在抗日根据地里,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在抗日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了这样的一道命令,《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全军将士要在这个指示下,展开生产自救的大运动,指示最后强调,“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由此,一场扭转抗战危局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全面展开。

  大生产运动是一项战时特殊的经济政策,对于克服经济苦难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说起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南泥湾一直是人们记忆的核心,但陕北高原上出现的这块塞北江南的热土,究竟是谁发现的,始终不为更多的人知晓。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档案馆,我们找到了这张70多年前老照片,照片的这个人叫乐天宇。1940年,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的主任,在1940的7月,乐天宇在一次野外考察的过程中,和学生们在延安的固临镇意外的发现了一块极适合农垦的荒地,这里水土丰茂,土壤肥沃,完全不是黄土高坡贫瘠荒凉的景象。当地百姓把这片土地称为“烂泥洼”。

  有了这个新发现,乐天宇迅速赶回了延安,给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进行了汇报。听闻延安的附近就有生产粮食的风水宝地,朱德很是兴奋,一个月后,朱德在乐天宇的带领下,亲自勘察了“烂泥洼”,面对眼前肥沃的土地,朱德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南泥湾。朱德不仅给土地起了名字,在1940年9月到1941年3月期间,还三次亲自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以后,朱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1941年3月,这个春天,这支八路军整编359旅的部队,分成了四批,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参加劳动,对于这场大生产运动,朱德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这是1941拍摄的南泥湾的生产照片,照片上的南泥湾,已经开辟出了成型的水稻田,战士们在稻田里正在插秧。这是1942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八路军战士,已经在农田里收获着胜利的果实,这是1943年,南泥湾充分开发之后的景象,尽管年代久远,但今天的人们依旧能深刻的感受到照片里战士们高涨的劳动热情。

  从1941的春天开始,到1944年,经过359旅的四年耕种,南泥湾从一片荒地,变成了塞北的江南,统计数据表明,1941年359旅共开荒地1.12万亩,收获细粮1200石,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

  1942年,359旅开垦荒地2.68万亩,收获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每人平均每月能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5钱盐、1.5斤菜,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提高到96.3%和90.2%。到1944年,359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00多头,不仅完全满足了部队所需,而且还上缴了1万石粮食。

  写于1942年12月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为数不多分析财经问题的专著。在看来,系统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大生产运动是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工作。他在论述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由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了抗日根据地一场不分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级别高低的集体行动。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根据地社会全体参加的生产自救,这也对后来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影响

  在这场生产自救大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引起了今天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在延安发出号召军民生产自救的同时,1942年的人就已经开始重视金融手段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政府向农业投资增加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农业贷款158万元,帮助农民添置了4980件农具,开垦荒地10万亩。晋冀鲁豫根据地1942年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一年之内贷款额增加近5倍。

  从人力上解决了生产的基础,从金融上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大生产运动让抗日根据地贫瘠的土地,开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从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根据地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就达到了60%以上,1943年生产自给率更是达到了100%,边区农民在这一年已经不需要缴纳抗日救国的公粮,边区财政也开始出现结余。经济上的成绩,对军事力量的补充在1944年体现得最为明显,1944年,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正规部队发展到47万人。

  1945年4月,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社论,他说大生产运动“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1945的春天,已经预见到,中国人只有首先取得了经济战场上的胜利,才能决定抗日战场上最终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推动力,将彻底改变中国抗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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