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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归档日期:06-10       文本归类:大生产运动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七十五年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顽固派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威胁之下,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毛主席毅然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上至中共中央机关的每一位首长,下至普通军民,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只有七岁,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靠自己的双手度过了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困难时期,实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奋斗目标,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延安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来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试图为您还原这段恢弘的历史画卷。

  1940年前后,偏处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沿黄河防线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政府不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沿途设卡,严令禁止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进入边区,造成边区的物资极度匮乏。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连续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尤其是1940年灾情最为严重,受灾面积400多万亩,受灾人口50多万人,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军民生活困难至极。

  粮食减产了,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吸引了海内外无数热血青年和志士仁人冲破各种障碍来到边区。再加上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威胁,中央又从前线年,边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7万余人。同时附近战区和灾区的难民也不断逃入边区,前后达17万人,这些都大大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于是,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问题成了中共中央的头等大事。

  1941年6月的一天,固临县(位于今延长县和宜川县之间)有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死?偏要打死我们家的驴?”时隔不久,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骂,诅咒毛主席。这两名老百姓被举报后,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送中共中央保卫部门。

  毛主席听说后,让人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经了解,赶毛驴的老农也是因为当地征粮太重了,心里有怨气,所以才借骂“雷”出气。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毛主席让保卫部门释放了这两名农民。

  随后,中共中央、毛主席派出以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为首的调查小组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因为调查地点在延安的固临县,所以中共党史上称为“固临调查”。

  十余万字的《固临调查》显示,中共中央刚在陕北落脚时,每年征收1.5万石(1石等于150公斤)公粮,到1941年时增加到了20万石,大约占收获总量的14%,青化砭乡公粮居然占到老百姓打粮的20%,边区的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尽管税赋不断增加,但边区的经济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喃喃自语:“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过后,他代表中共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固临调查之后,中共中央减少了边区老百姓的公粮指标,结合其他调查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号召机关、干部、学校及军队全部投入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铺开。

  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毛主席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毛主席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同时,他以身作则,和中央首长一道率先垂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中央首长们各有各的“自留地”。毛主席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蔬菜。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专门制定了一个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监督。1941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36万公斤,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收获蔬菜1.4万公斤,自给达到9个月。

  1943年3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人踊跃参加。比赛结果,任弼时拔得头筹,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各级领导人也不甘落后,他们以实际行动影响着人民群众,涌现出了一批模范人物。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受到表彰的有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三五八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等22位领导干部。

  “中央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感动着每一位劳动者,在这种风气下,中央的每一个决策都能迅速执行下去,这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根本保证。”张建儒说。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呀,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这首由诗人贺敬之填词的歌曲人们耳熟能详,但是中共中央刚到陕北时,南泥湾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人称“烂泥湾”的不毛之地。为了让荒山变梯田,为了实现边区群众丰衣足食的伟大目标,一批英烈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向荒山进军的途中,换来了这片“陕北的好江南”。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屯田”的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三五九旅原在晋西北抗日前线,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1939年10月,中共把其调回陕北。1941年3月,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

  南泥湾地处延安东南45公里的黄龙山,与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遇到了无法想象的困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甚至露宿野外。没有鞋子穿,就自己编草鞋。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每人连一件开荒的工具都保证不了,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打造。夏天没有单衣,就光着膀子干活,冬天没有棉被,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早上用桦树皮做的饭桶背着饭上山开荒,晚上回来还要捻毛线、织毛衣。

  上至旅长、下到马夫、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大农场。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还请来农民劳动英雄杨步浩指导大家种地。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左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并挑送上山。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忘我的劳动场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们不得不制定出了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在一次有175名突击手参加的开荒竞赛中,七一八团的班长李位创造了日开荒3.67亩的纪录,不久便被七一九团的刘顺义以4.1亩刷新,而很快尹光普又以4.28亩的成绩将纪录再次刷新。当然,这还不是战士开荒的最高纪录。1941年的一次劳动竞赛中,警三旅八团郝树才以一天开荒4.3亩创造了全军开荒的最高纪录。群众的一头牛一天才能耕2亩多荒地,而郝树才就能开出4亩多。老百姓风趣地说:“一头牛也抵不上一个郝树才,牛都让他气死啦!”从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气死牛”。

  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当年全旅就开荒地1.1万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兴建了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了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到1944年,开荒种地26万多亩,产量3.5万石,收棉花2500公斤,全旅吃穿用完全能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纳公粮1万石。

  采访中,张建儒动情地对记者说:“全世界的军队都吃公粮,唯独三五九旅非但不吃公粮,还要上缴,这是何等的伟大啊!”毛主席也给了三五九旅最高的评价:“这是一只战无不胜的队伍。”

  但是,在向荒山宣战的过程中,三五九旅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山区气候多变,忽冷忽热,加上水土不服,很多战士患上了痢疾、破伤风等疾病,却缺少医药救治。据了解,病累交加中,大约有1200多名战士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长眠在这片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中,大约占到三五九旅战士的1/10。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全民动员的运动,如何调动作为劳动主体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是中共中央考虑的首要问题。当时边区群众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中共中央因地制宜,先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运动,然后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1943年,毛主席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按照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各类生产互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吴满有是最有名的一位。他早年从陕北横山县逃荒到延安吴家枣园落户,土地革命时期分得了土地。大生产运动开展后,他早起晚睡,辛勤劳作,多施肥,勤锄草,深耕土地,及时播种,每亩地平均比其他农民多收获粮食1/6,还带头交公粮。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引起极大反响。在模范互助组织和吴满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的影响和带动下,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如延安县吴家枣园,1942年粮食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毛主席亲笔为吴满有题词“天下有名”。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通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赵占魁是山西定襄人,12岁起就开始当工人,受尽剥削和压迫。1938年,他来到中国在泾阳县创办的西北青年救国会训练班学习,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学习期满后,他来到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了一名翻砂工。他爱护工厂财产,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深受全厂职工的尊敬和爱戴。从1943年至1945年,连续三年当选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成为边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毛主席亲笔为他题词“钢铁英雄”。

  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如难民纺织厂1943年5月生产土布552匹,8月增加到1006匹,而成本反而比原来少了许多。

  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中还涌现出了杨步浩、张治国、胡青山、武生华、马杏儿等英雄模范人物。1943年冬,边区政府召开了盛大的劳动英雄大会,对这些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予以表彰奖励。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上,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万亩,比1938年增加了七成。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2年全区产细粮150万石,1944年达到186万石。这一年,除去军民消耗外,还余粮28万石。棉花、猪、羊的数量也大幅增长。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且又被严重封锁的贫困山区,创造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的奇迹,老百姓上交公粮占总产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85%降到了1945年的7.75%,减轻了百姓负担。

  农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的工业原先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23个纺织厂等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还有许多私营工厂。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日用品基本做到了自给。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抗战前,延安只有123家店铺,1943年发展到了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边区为榜样,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等6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做到全年自给,达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大生产运动达到了支持长期抗战、渡过难关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革命力量的企图。正如毛主席所说:“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增强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大生产运动还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张建儒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发扬光大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从而使中国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统形成,为当代人带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带来了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来源:陕西日报【】【打印】【关闭窗口】相关报道·抗日战争中的陕西黄河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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