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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 历史时期南阳白河水运兴衰初探

归档日期:07-07       文本归类:大散关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南阳白河源出河南嵩山双鸡岭,经南召、方城、宛城区、卧龙区、新野至湖北襄樊的陶岗北与唐河汇流,注入汉水。白河较大的支流有湍河、唐河等。唐、白二河在湖北襄阳汇流后合称唐白河。历史上的南阳市区是白河上舟车辏辐,人庶浩繁的水上码头,帆楫颇盛,可直下湖北,顺汉水入长江,直达武汉、南京,水运条件甚为便利。

  目前学界关于南阳白河水运兴衰的直接论述还较少,散见于各类著述中(1)。笔者在查阅各种资料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就历史时期南阳白河水运史及其近代衰落的相关因素做简要分析。

  南阳白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中解释如下:“白河。唐白河正源。在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古名淯水,因河水碧绿,滩多白沙,故名。”[1]关于白河的古名“淯水”,《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有记:“淯水。一作育水。即今河南白河。”[2]。白河由古名淯水向今名白河的转变是在东晋时期。东晋简文帝,名昱。《历代避讳字汇典》中有此词条:“昱。晋太宗简文皇帝司马氏名昱。避嫌名‘(氵育)’:《水经注 淯水注》云:淯阳县,‘避晋简文讳,更名云阳焉。’”[3]随着“淯阳县”更名为“云阳县”,和淯阳县唇齿相依的“淯水”也变更了名称。“白河,古称淯水。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淯水俗曰白河’,‘东晋讳育,后世因称近城淯水为白水。’”[4]

  战国时期白河所在的南阳地区为楚国北部藩篱,是秦楚襟带。楚国与中原华夏诸国交通往来及军事征伐需经过汉水和其支流白河。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的“鄂君启金节”铭文,完整记载了楚国自鄂至南阳盆地棘阳的水陆交通路线:“自鄂往,……逾汉、庚黄,逾夏,入淯”,“是指航程由今湖北鄂城出发,溯汉水而上渡至北岸,折入白河、漂河达于黄(今南阳市南);自黄溯漂河北上,至今南阳市东北又折入白河,又北穿越夏路,仍循白河北上折入鸦河,再北行走三淯陆路,故航道以淯为终点”[5]。关于“鄂君启金节”铭文记载及其释义,谭其骧和黄盛璋先后均有探讨,考据较为可信。由此可知南阳白河至迟至战国时期便作为楚国北上的水上交通路线。

  汉武帝元光年间,“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6]若此设想成真,则可避免“漕从山东西……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7]之弊。汉武帝采纳此提议并“拜汤子淯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8]。虽然最终结果是“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9]。汉武帝肯定这一计划,并付诸实施的客观行动,从侧面证实了“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这一筹划的可行性。

  白河在战国时期即作为楚国沿汉江北上的通道,至秦汉时期,“漕从南阳上沔”的这条通道,极有可能仍为南阳白河。按南阳境内能连通沔水(汉水古称)的河流有两条,一为此文所讲白河,另一为丹水(今丹江)。而丹水位于南阳西部,白河正从南阳盆地中部贯通。因此想要达到“山东从沔”的目的,白河水道比丹江水道更具区位优势。故“漕从南阳上沔入褒”最合理的即为通过古白河(时称“育水”,“育”通“淯”)入沔水之通道。

  《史记?货值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10]东汉张衡《南都赋》称南阳:“(氵育)水荡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11]。皆指明了南阳地区以淯水为主体的水路在两汉时期沟通南阳地区与江汉流域所发挥的作用。两汉时期,南阳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水路交通的支撑,才会出现商业兴盛的局面,故司马迁称其地“业多贾”。

  南阳地区在唐代属山南东道的邓、唐二州之地,“南阳地区正在王畿之内,为二都南蔽。……西北通上都,北达东都,东北至汴州,南下襄阳而至荆州”[12],实为一重要交通枢纽。严耕望对中国古代南北交通有如下论述:“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淯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汴河既开,即以汴河河道为主线。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南阳)邓,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13]然此三线固有其特点。西道限于巴蜀一隅,秦岭险阻,栈阁沟通,交通维难。东道虽为坦途,然无自然河流南北贯通,历代运河又屡开屡壅,难以持久。“惟中道……北有白唐两河直达黄河平原之边缘,固为通衢。……汉水水量丰盛,唐白两河之流量纵不盛于汴水,但能永恒不待修(氵育)”[14]正因如此,南阳白河在“东晋南北朝时代,虽南北敌国,但南北走私贸易则颇盛,而丹水、白河、汉水殆为一主要商道。”[15]白河在南北朝动乱的时代犹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到了国家一统,经济文化繁荣的唐代更是成为上述“中线”沟通南北的重要水道。

  宋都开封,都城选址与唐相较有明显的东移趋势。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北方对南方的依赖性上升,南北漕运即为要务。《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9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议,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以通湘潭之漕”[16]。经批准后“诏发……数万人……斩山淯谷,历博望、罗渠、少柘山,凡百余里,月余,抵方城”[17],然而最终因“地势高,水不能至。能复献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运”[18]。南阳为盆地地形,北部方城缺口附近地势较高,欲在白河上修堰提水,越方城缺口而向北通漕,工程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白河汛期水势迅猛,若强加挽蓄,则坏堰破堤之事在所难免。虽然北宋白河漕运这个工程没有成功,但也充分说明了白河作为水运通道在唐宋时期连接南阳和江汉流域的重要地位,受到用事者和统治者的重视。 明人王士性称:“河南诸水……多截流横渡而已。春夏水涨,则堤岸为鱼,秋冬水涸,则沙滩成地。无舟揖之利,无商贾之埠……间或有之,亦不多也。惟南阳泌、(氵育)诸水皆南自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揖商贾反因以为利”[19]。王士性曾任河南提学,对河南的河道水运情况应当熟悉,故其关于河南水运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可信性。王士性注意到南阳盆地的唐白河与河南其他河流水文的不同特征,藉此可以对明代南阳白河的通航情况有一个了解。

  清光绪《南阳县志》记载:“舟行淯水,胜百斛。盛夏水涨,三日夜可抵宛口达汉”[20]。南阳白河的通航能力可达“百斛”,尤其是“盛夏水涨”之时,白河航运“三日夜可(自南阳)抵宛口达汉”,在当时可谓是相当便捷的交通方式了。南阳县南的瓦店,因为“地濒(氵育)水”,在清光绪年间“民习舟楫,帆樯出入”[21]。直至清末,溯襄阳北上的大型货船仍可抵达南阳城关,小船仍可上溯至石桥镇。清代的石桥镇河运繁忙,“毂绾水陆,号为繁富”[22]。襄阳城外十里处之新杉洪码头为沟通汉水上游各支流的航线,此时也变得繁忙异常,“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由此至白河咀入汉,往来行船夹岸停泊,商贾云集”[23]。“明清两代,沿城南关白河岸上相继辟建四座码头,经营水运的船行多达9家。‘南阳商贾多以舟揖为利’”[24]。清代的南阳白河成为一条商业繁盛的水运通道,从南阳府顺流而下直至襄阳注入汉江,又通过汉江和长江相连,舟楫繁忙,兴盛一时。

  继清代白河水运的兴盛之后,至民国时期,白河水运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特征。有言其“水道平宽,利行舟楫。自北而南,环绕县城,南入新野界,由新野南至湖北襄阳入汉江”[25],“航路北通南召,南连襄阳,帆船往来,络绎不绝。……距湖北老河口二百五十里,为水路出入之门户”[26]。亦有载其“夏涨冬落,易淤善迁。水盛时,小舟可通至南阳以南郭外为停泊地,乘涨北上,可经石桥镇达南召县之李清店。水期甚短,易于搁浅,故上溯之舟极少”[27]。白河航运出现这种不稳定现象与当时动荡的时局有关,“民国年间,因军阀混战,陆上运输受影响,于是往来于白河的民船多起来,常在千只以上。大量的生猪、粮、棉农副产品从这里运往襄樊,换取南方的多种杂货、使襄城市场上棉花年出口量在4.3万包,黄豆年成交额在10万担以上,小麦达20万担”[28]。而至“抗日战争时期,白河水运事业日趋萧条,至解放前夕,水运船只已多数停航”[29]。白河水运此阶段兴衰无常的特征,也是其总体之势走向衰落的表现。

  1949年2月,中原区指令南阳军分区在七、八、九三个月,突击调运粮食3500万斤至襄樊,……参运船只690只,其中南阳180只。当时南关沿河的码头间,船桅如林,船只往来如梭。1951年组建“南阳中心航运站”之后,于1952年对白河中上游段浅滩清淤疏浚……白河的航期延长3个月。1958年……再次修整南阳至瓦店3处浅滩……保证了水运畅通。1960年,白河上游的鸭江口水库建成,下游水位日渐下降。至1964年3月,南阳柴油机厂求援鸭河口水库放水,通过白河运回一台60吨的“锤机座”。白河航运完成了2000多年来服务于古老“帝乡”与新兴工业城市的使命而停航[30]。

  南阳白河在步入近现代之后,经历屡次曲折发展,最终走向了衰落,到1964年以后则完全停寂。

  南阳白河水运衰落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其水运的终止明显与鸭河口水库的修建有直接关系。鸭河口水库因位于鸭河汇入白河处而得名,于“1958年11月动工,次年11月大坝合龙蓄水。坝长3136米,最大坝高32米,最大库容13.16亿立方米,兴利库容8.33亿立方米”[31]。

  鸭河口水库的修建对白河下游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鸭河水库起立坝,白河其实已经无水”[32],“1959年上游鸭河口水库建成后,往日水患得以消除,白河航运亦告终止。昔日河中盛产淡水鱼,今水流微小,加之市区以下水质污染严重,不仅鱼虾难以生存,两岸群众饮水也成问题”[33],“白河已经彻底地变了,洁白的沙滩已被淤泥覆盖,长满荒草。河水翻着泡沫,缩成一线,一步就可跨过。这已经不是白河了,银子铺就的白河已经消失了”[34]。此时的白河已逐渐失去往日的面貌,昔日帆樯林立的景象也成为历史。

  修建水库的一个最主要目的――灌溉。据统计,鸭河水库“设计灌溉面积14万公顷(占全区耕地面积的1/6),已配套灌溉面积8.95万公顷,年平均灌溉引水量5.5亿立方米,年均灌溉面积约为14万公顷,是河南省最大的水库灌区”[35]。大规模的蓄水灌溉必然会减少大坝下游的河流水量,因此水运也必然受不利的影响。

  南阳白河水运衰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交通方式的发展。京汉铁路这一沟通南北的交通动脉建成后,对传统的南北水陆结合交通路线和网络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史载:“京汉路未通以前,云贵之入京者,率由襄樊乘舟,溯唐北上。而北方货物之运往汉口者,亦顺唐河(白河支流)南下,县适当交通之(氵育),自京汉铁路成,客货改由铁路矣”[36]。“唐河昔可溯流之赊旗镇,西距南阳九十里,北距方城五十里,有街七十二,清代商务繁盛,南船北马,与朱仙镇同。今铁路通行于东,唐河上游淤塞,商务骤衰,南来之舟至赊旗镇下百里即不易行”[37]。由此可知京汉铁路对白河水运的冲击。白河支流唐河没有了传统水运的支撑,也就失去了水道修治的动力,水道堵塞,水运益艰。白河水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渐趋衰落。

  近代公路的修建,也对白河水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据《河南通史》载,“本时期(1928―1949)交通运输上主要的进展是公路的修筑较多,汽车运输有较大的发展。……在路线年省政府迁洛阳后,开辟……南阳至湖北老河口的省际线]。“(抗日)战争期间铁路运输基本上停止”[39],但由于南阳地区处于连接后方和江南地区及沦陷区的重要位置,因而“汽车运输业仍比较发达”[40]。另一方面,“在公路交通有所发展的同时,内河交通则因河道淤塞日甚而江河日下”[41]。 以上两条原因是南阳白河水运衰落的最主要原因,1906年京汉铁路的贯通使得南阳白河的水运价值降低,白河水运渐趋衰落。至1959年鸭河口水库修建时,基于白河水运本来的衰落情况,政策方面为实现水利灌溉而牺牲了白河的水运,从此白河水运就此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造成白河水运衰落的自然地理方面因素亦不容忽视。关于白河流域的水文地质,《河南省?南阳地区地理志》有较详细的记述:“鸭河口段为中游,属浅山区,河谷展宽,坡度变缓,……淤积粗砂卵砾石。两岸山坡较缓,由风化岩石组成,多为植被坡,水土流失较严重。”[42]《南阳地区古今地名图志》载:“乔端以上为上游……因山区多花岗片麻岩,久经风化,地表侵蚀严重”[43]。南阳本地居民称:“白河淌过伏牛山南麓的浅山区,这里到处是白色水成岩,石质松脆,群众称为麻骨石,石面极容易风化,形成一层沙粒,雨水一冲,沙粒都流进了白河。”[44]由于白河上游山区的岩石成分等地质因素,如花岗片麻岩易受流水侵蚀,同时深山区的坡度较大水流湍急,再加上中游水土流失等因素影响,白河从上中游携带大量砂石,到下游地势渐缓,水流速减缓,泥沙容易沉积。故有“白河多滩”之说。河流多沙,水道易淤,这就对白河水运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此外还有历史气候和降水等自然因素也值得注意。侯甬坚指出,“汉代水稻在南阳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田面积亦很可观”,而到了清末时期“水稻产量大有下降趋势”[45],龚胜生也注意到,“南阳盆地在汉唐时期是一个水稻生产为主的农业区,但是宋代以后水稻生产却逐浙向盆地边缘退缩,到明清时代,水稻主要分布在边缘山地有泉水灌溉的地区。这说明境内河流水量在逐渐减少,以致盆地中部原有的依赖于各河流的水利设施无法发挥作用”[46],由南阳盆地稻作的兴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河流水量减少的趋势。据《河南通史》记载,民国时期“(白河、唐河)水量亦较前减少,航程有所缩短”,“在南阳,白河只能在夏秋水盛时行舟,冬春多停。”[47]。由此可见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水量减少对白河水运衰落的影响。

  以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南阳白河水运在清朝的繁荣之后,逐渐走向没落,最终在上游水库建成后,白河数千年的水运历程走向了终点。

  南阳白河连通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得这条河流至迟至战国时期就成为南北水路通道。汉代通过白河以及汉、江水系连通关中与关东的尝试,以及宋朝打通白、沙、蔡三河以贯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设想,最终都因在自然方面遇到当时技术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不了了之。然而白河作为区域交通路线,依然在较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清代,白河水运盛极一时,这也是中国传统水陆合运型运输途径发展到顶峰的一个标志。然而随着历史步入近现代,白河水运最终在起伏中不断衰落,最终走向停寂。近代新型交通方式的冲击,以及建国后的水库修建浪潮,是造成白河水运衰落的直接因素。除此之外,自然方面的水流量减少,河流泥沙沉积,河道淤塞,以及社会方面的山地开垦,社会动荡等因素,这些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的综合作用,使得白河水运在历史时期不断持续与发展,而最终又走向衰落与沉寂。人类对历史自然环境,如土地、河流等的利用,有其历史性和阶段性,通过白河水运兴衰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对了解历史时期人与环境关系,尤其是人类开发利用水道的历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流域发展与区域开发史的进一步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探讨。

  (1)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此文对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其兴衰历程,其中有关于南阳白河的简要描述。徐少华,江凌:《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交通与城镇经济发展》,《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年第3期。此文对明清南阳盆地内水陆交通的兴衰与城镇经济发展历程做了详细的论述,文中对南阳白河明清时期的兴衰及其原因有简要分析。龚胜生:《历史上南阳盆地的水路交通》,《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此文对南阳盆地的白河、唐河、湍河、丹水等水道的航运兴衰做了简要分析,并对上述河流航运的衰落及其原因做了初步探讨。

  [1]崔乃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430.

  [2]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49.

  [3]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577.

  [4]南阳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南阳市地名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118.

  [5]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J].史学月刊,1964(10).

  [11]王筱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537.

  [12]龚胜生.唐代南阳地区驿道考述[J].西安: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87页。

  [19]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五岳游草、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3.

  [23]徐少华,江凌.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交通与城镇经济发展[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

  [27][37]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刘景向总纂.河南新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民国十八年,777,777-778.

  [31][35]陈宜新,赵茜.南阳科技文化[J].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67.

  [33]南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66.

  [34][44]殷德杰.老南阳?旧事苍茫[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21,17.

  [42]《南阳地理志》办公室编.河南省 南阳地区地理志[M].南阳:南阳市印刷装潢公司1991,127.

  [43]南阳地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南阳地区古今地名图志 自然地名编[M].南阳:南阳师院图书馆馆藏资料,49.

  [45]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27、334.

  [46]龚胜生.历史上南阳盆地的水路交通[J].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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